2024年5月，黄天荫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黄天荫
       1968年出生，新加坡籍华人，祖籍中国广东，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学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博士学位。新加坡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现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主任。

黄天荫去过两次西安。

第一次是1983年，他15岁，正在新加坡上中学。“那年暑假，我本来想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我爸却坚持让我跟着一个旅游团到中国主要城市转一圈。我没办法，就来了。”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黄天荫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他不会说普通话，不了解中国历史，独自一人跟着旅游团，在各处名胜古迹走马观花，“没什么感觉”。

黄天荫第二次去西安是今年4月，他56岁，在北京已经工作了两年多，身份是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院主任，普通话虽然还有点生硬，但足以交流了。

“这次的体验不一样。看到兵马俑时，我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厚重，我们的根是从哪里开始，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今年2月，黄天荫获得了“长城友谊奖”，这是北京市政府授予在京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

“我很荣幸，也有点惊讶，因为我在中国工作时间不长，获得这份荣誉说明大家认可我和我的团队。我从事的是医学基础研究，可能要再过5年、10年甚至20年，才会看出研究成果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黄天荫在北京爬长城。

“一切都不一样了”

黄天荫祖籍中国广东，老家在台山市白沙镇西村。

西村号称“博士村”，因为在过去100年间，从这里走出了几十名留学海外的博士。其中一位名叫黄培坤，他的长子黄朝翰在抗战胜利后到香港求学，后远赴英国，获博士学位后返港任教，1971年应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教授，从此定居在那里。黄朝翰的两个儿子都是博士，其中一个就是黄天荫。

“我爸出生在西村，我则出生在香港，两岁半时随家人去了新加坡，在那里长大。”黄天荫对记者说。

虽然身在海外，黄朝翰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他经常来中国进行公务交流，不时返乡省亲、捐资助学。他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不忘根之所在，能对故土多一些了解，因此才要求黄天荫哪怕一个人也要跟着旅游团到中国看看。

1987年，黄天荫第一次跟随父亲回广东老家。那时的他刚上大学，对于中国农村一无所知，匮乏的物质条件让他毫无思想准备。

“村里没有现代化的厕所，洗澡也不太方便，当地大部分房子都很简陋。”第一顿饭，乡亲们煮了一只鸡招待黄朝翰一家，这已经是他们能准备的最好的饭菜了。

到了晚上，四处都是蚊子，躺在木板床上的黄天荫难以入睡，心想：在这里住一晚就够了。

离开老家时，他把自己的手表、自动铅笔等许多物品留给了乡亲，“那时的我，根本想象不到中国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之后多年，黄天荫没有再回过老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已成家立业，自己也当了父亲，才又带着两个孩子回了一次老家。此时的西村，物质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电视机、冰箱逐渐普及，吃的、穿的都好起来了，但蚊子还是有点多，生活方面仍然让黄天荫的两个孩子不太习惯。

2014年，黄朝翰再次携家眷回乡省亲，同时为在老家新建的房子举行进伙（搬进新居）仪式。他之所以修建新房，主要是为了让后代在家乡有个标记，有个与乡亲沟通和联系的桥梁，“让一代代新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在台山”。

这是黄天荫第三次回老家，他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早年间，海外回来的人离开时，都要给老家人留下很多东西，但现在他们什么都有了，就算没有也都见过了。这一次，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留下。我这才意识到，每一次回老家，都见证了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

“眼科会越来越重要”

黄天荫坦言，自己小时候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以英文为主，不怎么说中文，思想上受西方影响比较大。

“医生在欧美社会是热门职业，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所以海外华人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医。我上中学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我说，你以后要不要做医生啊？渐渐地，我也觉得应该学医了。考大学时，一位著名的眼科教授告诉我，很多国家正在老龄化，眼科会越来越重要，于是我就选了眼科专业。”

1992年，黄天荫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本科毕业，工作3年后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用六七年时间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除了理论研究外，他还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完成了视网膜专科医师培训。

学成之后，黄天荫入职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主要从事黄斑病变和视网膜疾病相关的临床工作。2004年和2009年，他两次获得学校授予的杰出研究员奖。

由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是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2010年，黄天荫及其团队在新加坡启动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国家远程医疗筛查计划。他们的视网膜成像研究表明，检测视网膜血管变化可能成为无创检查心血管风险的一种特殊方法。这一发现开启了新型成像软件的发展，技术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临床、科研、行业合作机构。

2014年，黄天荫获得新加坡总统科学与科技奖。之后7年，他担任了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医学主任，该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三级眼科医院之一。2020年，黄天荫当选为美国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2021年当选为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黄天荫（中）给学生讲解临床实践中的问题。

“我不想做一个旁观者”

步入中年之前，黄天荫与西方世界的交流相对更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于“海外华人”这个身份有了新的认知。这也是存在于二代华人移民中的普遍现象。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受西方影响大，对中国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但到了四五十岁之后，我们对‘根’的归属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会不断思考‘我是谁’‘我们是什么人’这种问题，于是开始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很多人都希望能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黄天荫说。

父亲多年来的言传身教，其实早已在黄天荫内心深处落地生根。“几十年来，他一直支持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教育方面。受他影响，我也想找机会尽一点身为华人的责任。”

机会在2021年到来。这年2月，黄天荫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是一家跨国猎头公司发来的，信中说清华大学正在全球寻找医学学科带头人，问他是否有兴趣应聘。

黄天荫此前从未去过清华大学，只知道“是一所好学校”。由于当时疫情肆虐，新加坡的情况也很严峻，他只能通过线上沟通。

“我先跟猎头公司的人聊了一下，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线上视频面试，平均两周一次，一直持续到6月。清华大学方面深入询问了我的科研方向、教育理念、创新转化、管理经验，等等。我感到他们是非常认真的。”

2021年8月，双方已经谈得很充分，清华大学正式发出了入职邀请。但黄天荫有些举棋不定，“我已经53岁了，全职加入清华意味着重新开始，还有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出入境不便……”

关键时刻，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陈冯富珍的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与黄天荫沟通时，她说：“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未来会有重大发展，你是想在外面旁观，还是亲身参与这个崛起的过程？我已经70多岁了，都不怕变化，加入清华担任院长，你才53岁，怕什么？”

“在这次谈话前，我为是否全职加入清华的事考虑了四五个月，一直下不了决心。但她只说了两个小时，我就做出了决定。看到一位前辈老师这么有勇气和责任感，我也不再犹豫。这是参与中国发展的机会，我不想做一个旁观者。”

“每天都在成长”

2021年11月，黄天荫正式加盟清华大学。由于防疫政策，他在2022年2月落地上海，隔离之后来到北京，经过二次隔离，才第一次踏入了清华校园。

“前后用了大约3个月时间，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次很奇妙的旅程。”黄天荫说。在之后的两年多里，他马不停蹄地工作，希望培养一批“既能问诊，又能科研”的复合医学人才，即“医师科学家”。

2022年，经过不懈努力，黄天荫牵头将之前的清华八年制医学实验班升级为“卓越医师—科学家”项目。在他看来，好医生不仅要有过硬的技术，更要有高度的人文情怀，否则是不可能做到顶尖的。同时，面向未来的医学人才既要具备临床问诊等基本技能，又要在实验室开展前沿研究、创新医疗方案与技术，不断开拓医学领域的广度与深度。

“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以后要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在培养人才时，要尽早地树立国际视野。”

每个月，黄天荫都会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坐诊。与病患的接触，让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大众、中国医疗行业的需求。

2023年，黄天荫在北京进行义诊。

黄天荫认为，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因素，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医疗领域从过去以急诊为主，转向了以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为代表的“慢病”时代。这不仅是中国医疗面临的新情况，也是世界医疗面对的新趋势。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更好地服务大众，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这里有不一样的环境和文化，我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在成长。”黄天荫说，“能投身中国医学教学和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是一次挑战，更是我一生中可能仅有的一次机会。我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过去30多年的经验，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医疗行业的进步作出一点贡献，这是我来到这里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