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

12月7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4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新质生产力”。可以说，这一年，新质生产力是名副其实的热词“顶流”。

而对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来说，把“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研究深、研究透，则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课题。

王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中国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同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双重挑战。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既要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与培育，也要做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相关政策的落实，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

王勇近照。

“新质生产力有3个构成要素，一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二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三是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这些要素指明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在王勇看来，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多维度、全方位的，包括如何实现绿色转型、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如何防止房地产泡沫、如何保证教育公平、如何降低孩子的抚养成本、如何反垄断、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每一个问题都非常重要，但在宏观层面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建立科学的协调机制，避免出现“合成谬误”以及不同政策之间不一致。

王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生产力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客观上强调了供给侧的作用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中央特别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换句话说，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根据自身的禀赋和比较优势把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把握好、调整好，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忽视或放弃传统产业，这对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勇表示，经过一年左右的实践，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有两大显著成果。一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生根发芽”，包括新能源汽车、高端芯片、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二是在南南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过去一年，我国在非洲投资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这对加快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有利的。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有了基础设施后，很快吸引了众多中国民营企业前去投资，尤其是服装、鞋帽类的企业。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可以通过在非洲的建设进行探索。”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将中非合作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和实践，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反响。2024年3月，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网站评论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凸显出北京高度重视通过加强工业实力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力”；8月，英国路透社报道称，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取得了显著发展，“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日益尖端的技术正在改变中国各地制造业、汽车业、农业、教育、医疗和家庭服务业等传统行业的面貌”。

王勇表示，国际上很关注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但更多还是看中国具体推出了哪些政策。发达国家尤其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也在观察我国是如何发挥政府作用的。

“美西方一向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干预是错的，但事实一再证明中国是对的。现在，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政策，他们即使不能充分理解，也会觉得‘中国肯定有自己的道理’，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领域，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纷纷效仿我国政策，以支持本国产业发展。”王勇对记者说。

目前，我国对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仍处于早期阶段，王勇坦言，在接下来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中，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我们要继续把中国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因此GDP增速依然重要，在保证发展质量的前提下，要保证经济增速的底线；第二，要给各级政府设立一个客观的考核标准，让大家在质量和数量之间做好平衡，切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的稳步发展，不要顾此失彼；第三，继续深化改革，尤其在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方面，要给科研人员更多的创新空间和时间，鼓励大家做艰难的、长期的、有重大价值的项目，把握好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之间的平衡关系；第四，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让资源配置更加科学、高效，形成巨大的产业集群，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只要各方面配合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土壤会越来越肥沃。”